清朝曾建立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信息收集系统

粮价奏报与雨泽奏报系统共同组成了清代荒政信息收集系统

民生问题对于清朝统治者来说格外重要。为了有效地进行救灾工作，清朝政府规定各地地方官员必须收集粮价、气候和降雨的信息，以预测何时何地可能严重缺粮，然后研究如何作出反应。这些信息的收集和传送、整理、分析在清代变得格外困难，因为清代中国有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疆域，四亿多人口，各地情况千差万别。

为此，清朝政府大大改进了前代的信息收集系统，建立了全国性的粮价奏报系统，以全面掌握各地的粮价动态。同时，也建立了全国性的雨泽奏报系统，以预测和核实从各地收集到的粮价信息。清朝朝廷和地方官吏都有对气候的目测记录（即用尺量雪深和雨水入土深度的记录）。这些资料大致可分为两类：一类是逐日的晴雨记载，称作“晴雨录”；一类是逢雨、逢雪时的奏报，称作“雨雪分寸”。此外，尚有旱、涝灾情的奏报。

清朝的粮价和雨泽奏报有经常奏报和不规则奏报两种形式。经常奏报要经过州县到行省层层上报的一套程序。州县等地方上的奏报有旬报和月报之分，而且旬报、月报都有不同的格式。督抚上报中央则是按月奏报，以奏折、清单、夹片三种形式并举，没有固定的格式要求，或繁或简，对通省雨雪情况进行说明。

不规则奏报则没有固定的奏报人员、程序、时间和格式。皇帝同时布置这些相互独立的奏报渠道，可以从不同来源获得相关的信息。皇帝把这些信息进行核对、分析和判断，以得到可靠的信息。对于各地奏报不及时或者奏报不实的官员，皇帝经常进行追查，有的被严加议处。特别是雍正时期，处罚非常厉害。所以，中央政府获得信息基本可靠。总的来看，康、雍、乾三朝粮价奏报制度运行状况最好；清代后期则经常出现连续几个月价格记录相同的情形，数据可靠性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。

粮价奏报与雨泽奏报系统共同组成了清代荒政信息收集系统。粮价奏报和雨泽奏报两个子系统互相配合，互相检验，清朝政府就能够比较准确地知道全国各地在某一个时期，收成怎么样，遭灾地区遭灾的程度怎么样，由此才能决定需要救济多少人，用什么方式去救济。这个荒政信息收集系统运行了两百多年，留下了巨量的信息。

通过不断改进，清朝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、最有效和最完备的民生福利信息收集系统。这个系统使得清代中国有能力建立一个巨大而复杂的结构，以在广大的范围内影响人民的生活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，这个结构运作得相当有效，从而大大减轻了自然灾害对普通人民的打击。这样规模的信息数据收集与利用，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。

这个奏报系统最大的缺点，是没有专设机构或人员执行经常的查核工作。

在清代前半期，有效的信息收集系统是达到较好的国家治理的关键之一

尽管在不同时期的执行中存在诸多问题，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，清代的信息收集系统依然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清代历史上灾害不断，一次重大灾荒的后果往往不亚于一场战争。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系统，清朝政府所做的救灾工作，从规模和效果上来说，在当时的世界上很难有其他国家能够相比。

清前期的196年间救荒用银约为4.5亿两。这笔巨大的开支，是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面。魏丕信在其专著《18世纪中国的官僚机构和荒政》一书中总结说：在17世纪至19世纪中期，中国人口经历了巨大的变动。造成这种变动的原因，既有自然原因，也有人为原因，或者说这是二者相互结合、相互影响的后果。在二者之间，自然因素可能起了更加重要的作用。

中国主要地区在气候、水资源方面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。季风无规律，主要江河水流量变化无常，河流上游水土流失导致下游河道淤积与洪水泛滥，等等，都是不确定因素。这些不确定因素表现为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，导致了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。

如果不采取措施，那么重大自然灾害就会引起“生存危机”，从而对社会经济造成重大冲击。但是与近代以前的欧洲相比，清代中国有一个显著特点，即拥有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，以及一个成熟的和稳定的官僚制度。这一点，正是中国具有比欧洲更强的抗灾能力的关键之所在。

中国国家组织的救灾活动，不仅周密详尽，而且已经制度化。清代中国如何从事各种大型的救灾活动呢？一方面，无论从政府能够配置于此方面的人员来看，还是从国家所控制的资源来看，清代官僚机器都显得很虚弱；另一方面，在人力和资源的组织与动员方面，清代中国却具有一种相当明显的才干，因此确实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。

这两方面的反差，颇令人感到惊讶。特别是在1720年前后到19世纪初的一个世纪中，赈灾活动组织得相当好，政府与官僚都能投入大量的精力与财力去赈灾，并收到了显著的成效。

清代在一定阶段把百姓（特别是农民）的物质福利作为事关社稷安危要解决的头等问题。为了社会秩序的安定，国家制定了相对系统的政策以稳定若干重要民生物资（特别是粮食）的供给，并以常规的和非常规的手段干预食物供给状况。保障百姓起码生存权利的物质利益手段，早在它们成为近代福利国家的要素之前很久，在中国就已存在，而且占有重要地位。正因如此，清代中国虽然不是韦伯所说的“福利国家”，但也是一个“务实性”的国家。

魏丕信关于清朝是一个“务实性”国家的观点很有意思。正是这种务实性，使得清朝在“长18世纪”（即从17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时期）中在经济方面表现良好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。而在造成这个事实的多种原因中，一个全国规模、详细而相对可靠的信息收集系统所扮演的角色，是不可忽视的。因此，我们可以下结论说：在清代前半期，有效的信息收集系统是达到较好的国家治理的关键之一。

（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、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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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期编辑：格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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